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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经(长短经,四库全书版)第109页

因而将万家封给即墨大夫做采邑。又召见东阿大夫,对他说:“自从先生做东阿太守后,每天都能听到的人说你的好话。然而我派人巡视东阿,只见到处荒芜,百姓贫困。赵国攻打甄城,你不能救助;卫国攻取薛陵,你竟然不知道。这是你常用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,以求得荣誉啊。”

当天,便烹杀了东阿大夫和身边亲信中说东阿大夫好话的人。齐国因此而治理得井井有条。

汉元帝时,石显专权,京房私下进见皇帝,问汉元帝说:“周幽王和周厉王时,国家怎么陷入危机的呢?他们信任的是些什么人呢?”元帝说:“君主不英明,信任的都是些投机取巧、吹吹拍拍的人。”

京房说:“是明知他们投机取巧、吹吹拍拍还要任用他们呢?还是认为他们有才能才用他们呢?”元帝说:“是认为他们有才能。”

京房说:“那么如今怎么知道他们不贤呢?”元帝说:“根据当时社会混乱,君主的地位受到危胁的情况知道的。”

[京房说:“齐桓公、秦二世也曾听到过这样的道理,但他们却嘲笑幽王、厉王的糊涂。然而他们仍然任用了竖刁、赵高这样的狡诈之徒,结果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大昏乱,造反的人满山遍野。为什么他们不能以幽王、厉王作为前车之鉴,从而觉悟到自己用人之非呢?”元帝说:“只有懂得大道的人,才能鉴过去以知未来啊。”

京房说:“陛下看现在的朝政是清明呢而是昏乱?”元帝说:“也是非常昏乱的。”

京房:“如今受信任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呢?”元帝说:“有幸的是现在被任用的石显比竖刁、赵高他们好。我认为朝政的昏乱责任不在他。”

京房曰:“前世的齐桓公、秦二世也是这样认为的。我恐怕将来的人看现在的情形就如同我们看过去的情形是一样的。”

]

这就是凡事必有迹象表现出来的道理。

由此说来,立身也好,从政也好,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准则。政治清明或昏乱,人是否有才能也都有迹象表现出来。如果能把持住根本,以办事的迹象作为考核的依据,那么就象水是凉的、火是热的一样,人的善恶就无法掩饰了。

【按语】

对人的认识,比对物的认识难得多。因为物不会作假,不会演戏,而人,由于种种原因,学会虚假做作是人生必需的一课,太真、太实必定会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。假戏真作、真戏假作、真假合作..看得人眼花撩乱,莫辨真伪。难怪曹雪芹感叹不已:

假作真时真亦假。但人的真实面目是否就不能认识了呢?否,还是可以认识的,因为不管如何会演戏,演员总会有卸妆下台的时俟,如梅兰芳在戏台上是天女、是林黛玉,一下台还是一个堂堂五尺须眉;袁世海上台是曹操,盖叫天上台是武松,下台还是袁世海、盖叫天。要看演员卸妆下台的真面孔,有两个办法,一是时间。有诗云:“周公恐惧流言日,王莽谦恭礼下时。若使当时身便死,一生真伪有谁知。”

其实就是当时身死,盖棺不能定论,历史还是会还他以本来面目的。君不见彭德情乎?死时身上还有那么多污水,可他的历史形象却是无比圣洁的。第二个办法更省事一些,就是见真招,不管戏台上武松多么威风,只要放一只真老虎到台上去,你就是给他喝三十六碗酒也全不济事。

这使笔者想起前些年一个热门话题,一些真真假假的千里马在报刊、杂志上呼唤伯乐,因为“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”,所以假千里马还是可以享受精饲料,真千里马却只好仍然拉车爬坡。其实,要真想分清谁是千里马,何必非有伯乐不可,只要放在同一起跑线上,加上一鞭,是马是驴连小孩子也不会弄错的。笔者又想到这些年的考评:干部自评、互评、群众评议、面对面、背对背、统计、造册、输计算机,真是搞得煞有介事,其实仍然是在严肃认真地演戏而已。看一个干部是否廉洁,是否称职,哪要那么复杂,只要把他和老婆、儿子的衣、食、住、行和他治下老百姓的衣、食、住、行比一比,就什么都清楚了。这就是所谓“息辨”。

量过三七

人的品类不同,所犯错误的性质也不一样。一般说来,对贤者的责备要严,对一般人的错误责备要宽。如孔子批评管仲,正是由于把他当做一流人才来看,才惋惜他没能成就更大的事业。对一般人如果象要求贤者那样,那普通人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了。

【经文】

[议曰:杨恽书云:“明明求仁义,常恐不能化人者,士大夫之行也。皇皇求财利,常恐遗之者,庶人之行也。今奈何以士大夫之行而责仆哉?”此量过者也。]

【译文】

[赵子议论说:汉代杨恽在写给孙惠宗的信中说:“努力追求仁义,常怕不能教化百姓,那是士大夫的事;急急忙忙追求财富,常怕求不到,那是老百姓的事。你为什么用士大夫的标准责备我呢?”这就是衡量过错要有不同的标准的道理。]

【经文】

孔子曰:“人之过也,各于其党,观过斯知仁矣。”

[党,党类也。小人不能为君子之行,非小人之过当恕而勿责之也。]何以言之?太史公云:“昔管仲相齐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。然孔子小之曰:‘管仲之器小哉!岂不以周道衰,桓公既贤,而不勉之至王,乃称霸哉?’”[议曰:夔、龙、稷、契,王者佐也,狐偃、舅犯,霸者佐也。孔子称:“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

是奇管仲有王佐之材矣。夫有王佐之才而为霸者之政,非小器而何?由是观之,孔子以管仲为夔、龙、稷、契之党而观过也。]

虞卿说魏王曰[虞卿说春申君伐燕以定身封,然楚之伐燕,路由于魏,恐魏不听,虞卿为春申君说魏君假道也。]:“夫楚亦强大矣,天下无敌,乃且攻燕。”

魏王曰:“向也子云‘天下无敌’,今也子云‘乃且攻燕’者,何也?”对曰:“今谓马多力则有之矣,若曰胜千钓则不然者,何也?夫千钧非马之任也。今谓楚强大则有矣,若夫越赵魏而开兵于燕,则岂楚之任哉?”

由是观之,夫管仲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,而孔子小之;楚人不能伐燕,虞卿反以为强大,天下无敌,非诡议也,各从其党言之耳。不可不察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人是各种各样的,人的错误也是各种各样的。什么样的人就犯什么样的错误。仔细考察某人所犯的错误,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。”

[党,就是品类。小人不能做君子事,当然不会犯君子所犯的错误。这并不是说小人犯错误就该宽恕,不要责备。]为什么这样说呢?司马迁说:“过去管仲辅佐齐桓公,九次主持与诸候的会盟,使天下得以匡正,可孔子还是小看他,曾说:‘管仲的器量狭小得很哪!’因为他没有努力辅佐齐桓公成就王业,却只成就了霸业。”

[夔、龙、稷、契(虞舜的臣子),这是天子的辅佐,狐偃、舅犯(晋文公重耳的臣子)是霸主的辅佐。孔子曾称赞管仲说:“假如没有管仲,我们就会被夷狄之国所灭,恐怕我们早已成了野蛮人了。”

这是为孔子觉得管仲有王佐之材,却只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,不是器量狭小又是什么呢?由此看来,孔子是把管仲当做夔、龙、稷、契一流人来看的,才批评他器量狭小。]

虞卿在游说魏王时说[虞卿本来是先劝春申君攻打燕国,以求取自身的封赏。但楚国若攻打燕国,必须通过魏国。虞卿怕魏国不准楚军通过,才去游说魏王借取通道的]:“楚国可是很强大的,可以说天下无敌。他即将攻打燕国。”

魏王说:“你刚才说楚国天下无敌,现在又说即将攻打燕国,这是什么意思?”虞卿回答说:“假如有人说马很有力气,这是对的,但假如有人说马能驮动千钧的重量,这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?因为千钩之重,不是马能驮起来的。现在说楚国强大是对的,假如说楚国能够越过赵国和魏国去和燕国开战,那岂是楚国能做到的呢?”

由此看来,管仲九次主持诸侯会盟,而孔子还小看他;楚国不能越过魏国去攻打燕国,虞卿反而认为楚国强大,这并不是不负责的说法,而是根据他们各自品类来说的。这是不能不弄清楚的。

【按语】

苛求贤者,是对贤者的爱护。因为贤者总是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人,因而也是人们注意的对象,一举一动都对普通人产生较大的影响。但中国传统中却有与之相反的现象,即为尊者讳。势位一尊,就成了圣人,错误都是别人犯的,而功德都是尊者一人所为。然而一旦倒台,就又成了千人唾骂、遗臭万年的独夫民贼。所以为尊者讳的人,其实恰恰是尊者的掘墓人。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捧杀。所以笔者认为,对尊者也应如对贤者一样,要求严一些,即使对他个人来讲也是好事。而对待普通人,则不妨宽容一些。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过而能改,善莫大焉。宽容,就是宽容别人的毛病、缺点,乃至错误。宽容和你意见相反的事,你看不顺眼的那些人。如果没毛病,对你随声附合,你怎么看怎么舒心,还用得着宽容吗?

势运三八

人们的品质和社会风气并不是人的本性造成的,也不是从来就有的,而是统治者引导的结果。统治者的引导会形成一种势,势一旦形成就难以抗拒。

所以明君在位时,是太平盛世,坏人也不敢做坏事。暴君当政时,好人也会变坏。社会风气也是如此。古语说:“上有好者,下必甚焉。”

还有一句古语是:“楚王好细腰,宫中多饿死。”

可见统治者的榜样对社会风气的重大影响。

【经文】

[百六之运,推迁改移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君子小人无贤不肖,至人无可奈何。知其不由智力也。]

【译文】

[天下大事,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迁流逝,既不会因尧舜贤德而停滞,也不会因桀纣无道而消失。谁是君子小人?何为贤惠愚妄?都没个定准,这是至高至明的圣人也没办法的事情。由此可知,一个人的好坏,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智力。]

【经文】

夫天下有君子焉,有小人焉,有礼让焉。此数事者,未必其性也,未必其行也,皆势运之耳。何以言之?《文子》曰:“夫人有余则让,不足则争。

让则礼义生,争则暴乱起。物多则欲省,求赡则争止。”

[议曰:《管子》云:

“衣食足则知荣辱。”

此有余则让者也。《汉书》曰;“韩信为布衣时,贫无行,不得推择为吏。及在汉中,肖何言于高祖曰:“韩信者,国士无双。”

此不足则争者也。故傅子曰:“夫授夷、叔以事而薄其禄,父母饿于前,妻子馁于后,能有志不移者鲜矣。”

]

《淮南子》曰:“游者不能拯溺,手足有所争急也,灼者不能救火,身体有所痛也。林中不卖薪,湖上不鬻鱼者,有所余也。”

故世治则小人守正,利不能诱也。世乱则君子为奸,而刑不能禁也。[慎子曰:“桀、纣之有天下也,四海之内皆乱。关龙篷、王子比干不与焉,而谓之皆乱,其乱者众也。

尧舜之有天下也,四海之内皆治,而丹朱、商均不与焉,而谓之皆治,其治者众也。]故《庄子》曰:“当尧、舜而天下无穷人,非智行也。当桀、纣而天下无通人,非智失也。时势适然。”

《新语》曰:“近河之地湿,近山之木长者,以类相及也。四渎东流而百川无西行者,小象大而少从多也。”

是知世之君子,未必君子。[议曰:匡衡云:“礼恭让则人不争,好仁乐施则下不暴。尚义高节则人兴行,宽柔惠和则众相爱。此四者,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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