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记正义（儒家十三经之一）第87页
孙炎云：“海之言晦，晦闇於礼义。”
此言四海之内，谓夷狄之内也。地方三千里，以开方计之，三三如九，方千里者有九。其一为天子县内，下文具之。以外八州，州别方千里者有一。州建百里之国三十，是公国也；七十里之国六十，是侯国也；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，是伯国也，是一州凡二百一十国。必二百一十国者，按《元命包》云：“阳成於三，列於七，三七二十一，故二百一十国也。”
“其馀以为附庸间田”，谓置二百一十国外之馀地，为附庸间田也。若封人，附於大国谓之附庸。若未封人，谓之间田。每州二百一十国所馀之地者，则下文云“方百里者十，方十里者六十”是也。
○注“建立”至“地也”。
○正义曰：建是树立之义，故建为立也。云“立大国三十，十三公也”者，郑以天子县内三公之国亦百里，今畿外大国亦百里，是准拟畿内三公之地，故云“十三公”也。每十个国则准一公，是三十国准於三公也。云“立次国六十，十六卿也”者，亦以畿内六卿之地方七十里，今畿外次国亦七十里，故知准拟六卿，言十於六卿六十也。通三孤则谓之九卿，据有职事者言之，故为六卿也。云“立小国百二十，十二小卿也”者，小卿则天子畿内大夫，国方五十里，今畿外小国亦五十里，是准拟大夫，当十於十二小卿也。定本云“十十二小卿”，重有十字，俗本直云十二小卿，俗本误也。云“名山大泽不以封者，与民同财”者，若封诸侯，则诸侯为主，若不得取其财物，故不封诸侯，使民共取，故《山虞职》云“令万民时斩材，有期日”是也。云“不得障管，亦赋税之而已”者，既不封诸侯，其诸侯不得障塞管领，禁民取物，民既取物，随其所取赋税而已，故《泽虞》云“使其地之人，守其财物，以时入之于王府”是也。定本云“不得不管，亦赋税而已”，谓虽不封诸侯，诸侯不得不管。若如此解，则於“而已”二字为妨，恐定本误也。云“此殷制也”者，以夏时万国，则地馀三千里，周又中国方七千里，今大界三千，非夏非周，故云“殷制也”。其实夏之末年，亦与殷同方三千里，故下云“天子之县内”，郑注云“县内，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”。又云“夏末既衰，夷狄内侵”，“土地减，国数少”是也。云“周公制礼，九州大界方七千里”者，按《大行人》“邦畿方千里，其外方五百里，谓之侯服”、甸服、男服、采服、卫服、要服，服五百里，通王畿四面相距为七千里。《大行人》要服已外，即云“九州之外，谓之蕃国”，是要服以内为中国也。云“设法一州，封地方五百里者不过四”者，言设法谓假设为法，非实封也，故《职方》云“千里封公，以方五百里则四公”，注云“每事言则者，设法也”，是不实封。必知不实封者，以每州有四公，八州则三十二公。周之上公，则惟杞、宋耳，故知非实封也。一州有千里之方六，则一个千里之方，为方百里者百；一个五百里之国，为方百里者二十五，四个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，是方五百里者不过四也。云“又封方四百里者不过六”者，以一个四百里之国，为方百里者一十六，六个一十六为九十六，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，为六个四百里之国，故云“方四百里者不过六”，用千里之方一，犹馀百里之方四。云“又封方三百里者不过十一”者，以一个三百里之国，为方百里者九，十一个九为九十九，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，故云“封方三百里者不过十一”，用千里之方一，犹馀百里之方一。云“又封方二百里者不过二十五”者，以一个二百里之国，为方百里者四，二十五个二百里国，用千里之方一，故云“封方二百里者不过二十五”。云“盈上四等之数”者，谓将此百里小国一百六十四，添盈公、侯、伯、子四等之数四十六，则为一州二百一十国也。云“则馀方百里者，百六十四也”者，以其上惟云“馀方百里者，谓之小国”，不显其数多少，直言盈上四等之数。四等既有四十六，若添满二百一十，必须百六十四，故云“方百里者，百六十四也”。云“凡处地方千里者五，方百里者五十九”者，封公则四，是用千里之方一；封侯则六，又用千里之方一；封伯十一，又用千里之方一；封子二十五，又用千里之方一，封男百，又用千里之方一。是处地方千里者五，男国更须六十四，则应须百里之方六十四，但千里之方六，封侯之外，犹馀百里之方四，千里之方封伯十一之外，犹馀百里之方一，是五个千里之方内，总馀百里之方五，得为五个男国，则五个千里之方，更得五十九外个百里之方，是满六十四也。云“其馀方百里者四十一，附庸地也”者，以百里之方百，去其五十九，故馀四十一也。按郑注《大司徒》云“侯附庸九同，伯附庸七同，子附庸五同，男附庸茸墁。”
今一州，惟有方百里者四十一，得备侯、伯、子、男一百一十国附庸者。郑注《司徒》云“凡诸侯为牧正帅长，及有德者，乃有附庸”，非国国皆有。且此云州别二百一十国，及侯附庸九同，皆设法而言，非实事也。注“侯附庸九同”者，诸侯有功可进为公，为四百里之上加九同，得进为五百里也。伯於三百之上加七同，得为四百里，进为侯也。子於二百里之上加五同，得为二百里，进为伯也。男於百里之上加茸墁，得为二百里，进为子也。言同者，谓积累众附庸而满同也，非谓一附庸居一同也。郑注《司徒》云“公无附庸”，以其尊极故也。故郑云鲁以周公之故，得兼四等，加二十四附庸，方七百里也。
天子之县内，方百里之国九，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，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，凡九十三国。名山大泽不以朌，其馀以禄士，以为间田。县内，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。殷曰畿，《诗·殷颂》曰：“邦畿千里，维民所止。”
周亦曰畿，畿内大国九者，三公之田三，为有致仕者副之为六也，其馀三，待封王之子弟。次国二十一者，卿之田六，亦为有致仕者副之为十二，又三为三孤之田，其馀六，亦待封王之子弟。小国六十三，大夫之田二十七，亦为有致仕者副之为五十四，其馀九，亦以待封王之子弟。三孤之田不副者，以其无职，佐公论道耳，虽有致仕，犹可即而谋焉。朌读为班。
○朌音班，赋也。
[疏]“天子”至“间田”。
○正义曰：此经明天子县内之国数多少及禄士之法。按殷之与周称，畿唐虞称服，无云县者，今此特云县内，故郑云“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”。按郑注《益稷》云“禹会诸侯於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，四百国在畿内”。今此畿内惟有九十三国者，盖夏之一代畿内称县，当夏禹之初有四百国，至夏之末，土地既咸，故与禹世不同，未知於时县内国数多少，汤承夏末之后，制为九十三国。记者言县，明其承夏之馀，国数是殷汤之制，故与四百国不同也。“名山大泽不以朌”者，畿外列土诸侯有封建之义，故云不以封；畿内之臣，既不世位，有朌赐之义，故云不以朌。所以不朌者，亦为与民共财，不障管也。虽不障民，取其财物，亦入之王府，即《周礼》山虞、泽虞所掌是也。“其馀以禄士，以为间田”者，谓九十三国之馀，则下文云“其馀方百里者六十四，方十里者九十六”是也。以九十一国以封公卿大夫，故特云以禄士。其实公卿之子，父死之后，既不世爵，得食父禄，故下文云“大夫不世爵”，“未赐爵，视天子之元士，以君其国”，是九十三国之外，既云视元士，则此禄士包之也。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禄士之外，并为间田，则《周礼》云“公邑也”。不云附庸者，以县内无附庸也。所以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国之外，则间田少，畿内立九十三国之外间田多者，以畿外诸侯有大功德，始有附庸，故间田少，畿内每须朌赐，故间田多。依《周礼》，间田自二百里之外，以至五百里，其大夫则於三百里为采地，卿则於四百里为采地，公则於五百里为采地，故《载师》云“以公邑之田任甸地，以家邑之田任稍地，以小都之田任县地，以大都之田任畺地”是也。未知殷制如甸？其周之畿内采邑大小未闻，则郑注《小司徒》云“百里之国凡四都”，“五十里之国凡四县”，“二十五里之国凡四甸”，是谓畿内大国百里，次国五十里，小国二十五里。又注《大司徒》云“畿内之制未闻”，是知疑而不定。此云禄士，谓无地之士，给之以地而当其禄，不得为采邑耳。其实春秋之时，公卿亦有无地者，故《春秋》经刘子、单子，是有地者称爵；“王子虎卒”，是无地者不称爵也。
○注“诗殷”至“谋焉”。
○正义曰：引《诗·殷颂》者，是《玄鸟》“祀高宗”之篇，证殷称畿也。云“周亦曰畿”者，《周礼·职方》云“千里曰王畿”是也。云“为有致仕者副之”者，以三公在朝，既有正田，今身既致仕，不可仍食三公采邑，身又见存，不可全无其地，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职之田，又有致仕副邑。云“其馀三，待封王之子弟”者，《礼运》云“天子有田，以处其子孙”。又《周礼》有都宗人、家宗人祭祀，皆致福於王，是有封王之子弟也。但王之子弟有同毋异毋有亲疏之异，亲宠者封之与三公同，平常者与六卿同，疏远者与大夫同，故有三等之差也。云“三孤之田不副”者，自上差之，三公之外，其馀有三；卿之外，其馀有六；大夫之外，其馀有九，皆以次相三。若三孤有致仕之副，则卿与公同，其馀三，非差次也。云“以其无职，佐公论道耳。虽其致仕，犹可即而谋焉”者，按《周礼》三公虽无正职，犹列於官，参六卿之事，故《司徒》云“乡老二乡，则公一人”。三孤则不列於官，故云无职，但佐公论道，在朝在家，其事一等，虽退致仕，犹可就而谋事，不须致仕之后，朝上更别立官，故知不有致仕之副。
凡九州，千七百七十三国。天子之元士，诸侯之附庸，不与。不与，不在数中也。《春秋传》云：“禹会诸侯於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。”
言执玉帛，则是惟谓中国耳。中国而言万国，则是诸侯之地有方百里，有方七十里，有方五十里者，禹承尧舜而然矣。要服之内，地方七千里，乃能容之。夏末既衰，夷狄内侵，诸侯相并，土地减，国数少。殷汤承之，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，亦分为九州，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。周公复唐虞之旧域，分其五服为九，其要服之内，亦方七千里，而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，增其爵耳。《孝经说》曰：“周千八百诸侯，布列五千里内。”
此文改周之法，关盛衰之中，三七之间以为说也。终此说之意，五五二十五，方千里者二十五，其一为畿内，馀二十四州，各有方千里者三，其馀诸侯之地，大小则未得而闻。
○与音预，注及下注“不与”同。涂音徒。要，一遥反，下“要服”皆同。并，必政反，又如字。减，古斩反。关盛衰，并读如字。
[疏]“凡九”至“不与”。正义曰：此一节总明殷之畿内畿外国数之法。前文云“凡四海之内”，明殷之畿外诸侯。次经明天子县内殷之畿内国数。此经总明殷之畿内畿外，故云“凡九州，千七百七十三国”。天子之元士、诸侯之附庸不在数中，故云“不与”。商王大计地方三千里，畿外八州，每一州二百一十国，封爵三等，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国，并王畿内九十三国，计千七百七十三国。“天子之元士”，则下云“方百里者六十”，四方十里者九十六”，是天子之元士。又下云“其馀方百里者十，方十里者六十”，是诸侯附庸，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数。
○注“春秋”至“而闻”。
○正义曰：引《春秋传》者，哀七年《左传》文。时鲁欲伐邾，孟孙不欲，诸大夫答孟孙云：“禹会诸侯於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，今其存者无数十焉。”
又襄二十五年传云：“若无侵小，何以至焉？”杜预云：“涂山在寿春东北，与会稽别也。”
若郑康成之意，涂山则会稽也，故注《尚书》云“禹朝群臣於会稽，执玉帛者万国”。是以张逸疑而问郑：“按《左传》‘禹会诸侯於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’，《外传》云‘禹朝群臣於会稽，防风氏后至’，不与注相应何？”郑答云“欲明诸侯守土之祀，故兼用《外传》、《内传》语”者，郑意以涂山、会稽为一，以诸侯为守土之祀，故云“禹朝群臣，群臣则诸侯也”。郑云“兼用《外传》、《内传》语”者，“禹朝群臣於会稽”，是《外传》语；“执玉帛者万国”，是《内传左氏》语。云“言执玉帛，则是惟谓中国耳”者，按《觐礼》诸侯享王璧以帛，是执玉帛也。按《大行人》侯、甸、男、采、卫、要，各以其服贡物，下云“九州之外谓之蕃国，各以其所贵宝为挚”，郑注贵宝，若白狼白鹿，夷狄不执玉帛，故云“执玉帛惟谓中国耳”。云“中国而言万国，则是诸侯之地有方百里，有方七十里，有方五十里”者，郑言此者，以周之大国方五百里而下，则不得有万国，故云然也。按万国之数，郑注《皋陶谟》：“尧初制五服，更五百里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。犹用要服之内为九州，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，盖百国一师，则州十有二师，则每州千二百国也。八州九千六百国，其馀四百国在畿内。”
郑又云：“百里者三，封国七有奇。所以百里三封国七者，以百里之方一，为公侯之国一；又以百里之方一，为伯七十里之国二；又以百里之方一，为子男五十里之国四。”
是百里之方三封国七也。言有奇者，谓百里之方一，封七十里之国二。有奇者，以百里之方一，为十里之方百，七十里之国一，用十里之方四十九，七十里之国二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，馀有十里之方二，故云有奇。以此计之，州有千里之方六，以千里之方二为公侯之国二百，又以千里之方二为伯七十里之国四百有奇，又以千里之方二为子男五十里之国八百，总为一千四百国。以二百国及奇馀为附庸山泽，故州有千二百国。郑云“四百国在畿内”者，以大略据子男为言，非实法也。赵商不达郑旨，而问郑云：“以《王制》论之，畿内之国有百里，有七十里，有五十里。今率以下等计之，又有王城关遂郊郭，卿大夫之采地，数不在中。今就四百，似颇不合。郑答之云：“三代异物，《王制》之法，唐虞或不尽然。尧舜之德，守在四疆，乡遂有无，无以言也。公卿大夫有田禄者，其四百国，非采地为何？王城之大，郊关之处几何？而子责急也。此郑亦随问而答，非事实也。必知非实者，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图，又有山泽不封之地，何有同积釭无空缺之处？故知略计地为四百国耳。云“禹承尧舜而然矣”者，以尧未遭洪水之前，帝德宽广，不制以法，故中国五千。禹因治水之后，德化渐大，故中国更广，而有万国。云“要服之内，地方七千，里乃能容之”者，王畿内五百里，又五百里外侯服，去城外五百里是一千里。又五百里甸服，是一千五百里。又五百里男服，是二千里。又五百里采服，是二千五百里。又五百里卫服，是三千里。又五百里为要服，是三千五百里。要服去王畿三千五百里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，是九州之内，此云要服之内，地方七千里也。按《尚书·咎繇》注：“禹弼成五服，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。其弼当侯服，去王城千里。其外五百里为侯服，当甸服，去王城一千五百里。其弼当男服，去王城二千里。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，当采服，去王城二千五百里。其弼当卫服，去王城三千里。又其外五百里为要服，与周要服相当，去王城三千五百里。四面相距为七千里，是九州之内也。”
故此云要服之内，地方七千里。《咎繇》注又云：“要服之弼，当其夷服，去王城当四千里。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，当镇服，其弼当蕃服，去王城五千里。四面相距，为方万里也。”
云“夏末既衰，夷狄内侵，诸侯相并，土地减，国数少”者，以汤承於夏末，中国惟方三千里，明所因有渐，承夏末之地。上云“天子县内”，是夏末殷初，其界相似也。必知此《王制》之文以为殷制者，正以百里、七十里、五十里之国与周不同，又千七百七十三国与禹万国数复异。又虞夏及周皆曰牧，此经称伯，故知大略皆据殷而言也。其天子七庙，及下杂论虞夏商周四代之制，亦兼载焉。云“周公复唐虞之旧域，分其五服为九，其要服之内，亦方七千里”者，言复唐虞旧域，谓治水之后旧域也。按《周礼·职方》云：“方千里曰王畿，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。”
蛮服则要服。是分其五服为九，以要服之内方七千里也。云“因殷诸侯之数，广其土，增其爵耳”者，按《洛诰》传云“天下诸侯之来，进受命於周，退见文武尸者，千七百七十三诸侯”，其数与此同，是周因殷诸侯之数也。按《大司徒》公五百里，侯四百里，与此公侯百里不同，是广其土也。殷爵三等，周爵五等，是增其爵耳。云“《孝经说》曰‘周千八百诸侯，布列五千里内’”者，此《孝经纬》文。云“千八百”者，举成数，其实亦千七百七十三诸侯也，布列在中国五千里之内。云“此文改周之法，关盛衰之中，三七之间以为说也”者，此文谓此《孝经纬》文。改周之法，谓改周公盛时之法，盛谓地方七千里，衰谓地方三千里，故云“关盛衰之中，三七之间”。若指文言之，盛谓周公制礼太平时也，衰谓夏末殷初之时也。盛衰之中，谓武王时也。若以当代言之，衰谓周末幽、厉之时，与夏末同。盛衰之中，谓昭王、恭王之时，与武王同。云“终此说之意”者，谓终竟此《孝经纬》所说之意。云“其馀诸侯之地，大小则未得而闻”者，谓一州之内，千里之方有三，而一州建二百一十国，但未知国之大小及封建制度，故云未闻。《异义》：“《公羊》说‘殷三千诸侯，周千八百诸侯’。《古春秋左氏传》说‘禹会诸侯於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’。唐虞之地万里，容百里地万国。其侯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，馀为天子间田。许慎谨按：《易》曰：‘万国咸宁。’《尚书》云：‘协和万邦。’”从《左氏》说。郑駮之云：“而诸侯多少，异世不同。万国者，谓唐虞之制也。武王伐纣，三分有二，八百诸侯，则殷末诸侯千二二百也。至周公制礼之后，准《王制》千七百七十三国，而言周千八百者，举其全数。”
又《异义》：“《今尚书》欧阳夏侯说‘中国方五千里’，《古尚书》说‘五服旁五千里，相距万里’。许慎谨按：以今汉地考之，自黑水至东海，衡山之阳至於朔方，经略万里。”
从《古尚书》说‘郑氏无駮，与许同。按《易·下系》云：“一君二民，君子之道。二君一民，小人之道。”
郑注：“一君二民，谓黄帝尧舜，谓地方万里为方千里者百，中国之民居七千里，七七四十九，方千里者四十九。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，是中国夷狄，二民共事一君。二君一民，谓三代之末，以地方五千里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，五五二十五，更足以一君二十五，始满千里之方五十，乃当尧舜一民之地，故云二君一民。”
实无此二君一民，假之以地广狭为优劣也。
天子，百里之内以共官，千里之内以为御。谓此地之田税所给也。官谓其文书财用也。御谓衣食。
○共音恭。
[疏]“天子”至“为御”。
○正义曰：此一节论畿内千里之地田税所共给之事。
○注“谓此”至“衣食”。
○正义曰：经云“百里之内”者，谓去王城百里，四面相距则二百里。经云“千里之内以为御”者，谓四面相距为千里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，二者相互。云“此地之田税所给也”者，依《周礼》有口率出泉，恐此是口率之泉，故云“此地之田税所给也”。知非口率出泉所给者，按《周礼》大府九赋之泉，各有所给，故其职云“关市之赋，以醋荃之膳服。邦中之赋，以待宾客。四郊之赋，以待稍秣。家削之赋，以待匪颁。邦甸之赋，以待工事。邦县之赋，以待币帛。邦都之赋，以待祭祀。山泽之赋，以待丧纪。币馀之赋，以待赐予”，是口率出泉，各有所用也。知“官谓其文书财用也”者，以其称官，是官府所须，故为文书财用。御是进御所须，故为衣食。但官卑亵，故用近物；御为尊重，故用远物，此为殷法也。但未知有口率出泉以否。
千里之外设方伯，五国以为属，属有长。十国以为连，连有帅。三十国以为卒，卒有正。二百一十国以为州，州有伯。属、连、卒、州，犹聚也。伯、帅、正，亦长也。凡长皆因贤侯为之。殷之州长曰伯，虞夏及周皆曰牧。
○帅，色类反，注及下同。卒，子忽反，下及注同。牧音木。八州八伯，五十六正，百六十八帅，三百三十六长。八伯各以其属，属於天子之老二人，分天下以为左右，曰二伯。老谓上公。《周礼》曰：“九命作伯。”
《春秋传》曰：“自陕以东，周公主之。自陕以西，召公主之。”
○陕，失冉反，一音古洽反。召，诗照反。
[疏]“千里”至“二伯”。
○正义曰：此一节论千里之外设方伯及连帅卒正兼二伯之事，各随文解之。
○注“属连”至“曰牧”。
○正义曰：属是系属，连是连接，卒是卒伍，州是聚居，故云“属、连、卒、州，犹聚也”。伯、帅、正俱是长，但异其名。云“凡长皆因贤侯为之”者，既长诸侯，非贤不可，故知贤侯为之。言因者，因其州内贤侯，非州外别取州牧，则知以贤侯为之，故下《曲礼》以侯为牧。周制牧下有二伯，则侯伯皆得为之，故《诗·旄丘》“责卫伯也”。卫是侯爵，而为州伯。张逸疑而问郑，郑答云：“侯德適任之，谓卫侯之德，適可任州伯也。”
然则伯之贤者，亦可进为牧，故《周礼·宗伯》“八命作牧”，注云“谓侯伯有功德者，加命得专征伐，是伯得为牧也”。郑必知州牧之下，更有二伯者，以《左传》云五侯九伯，服、杜皆为五等诸侯，九州之伯。《郑志》云：“若征五等诸侯九州之伯，何夹辅之有？大公为王官伯，分主自陕以东，不可分为四侯半，故称五侯。四州有八伯，畿内有一伯，故为九伯也。”
按《郑志》注《尚书》为八伯，张逸问云：“九州而八伯者何？”郑答云：“畿内之州不置伯，有乡遂之吏主之。”
伯即牧也。故《周礼·大宰》云“施典于邦国，建其牧，立其监”，是畿外邦国有牧，畿内不置也。畿内既不置牧，则应无牧下之伯。而立五侯九伯，畿内有一伯者，但比拟畿外应有而言之，其实无也。州长既用贤侯为之，则卒正、连帅、属长，节级用伯、子、男贤者而为之。郑注《曲礼》云“二王之后不为牧”，则殷亦当然。殷既亦有连、属、卒等，则周亦然也。故《诗·旄丘》责卫伯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是也。云“虞夏及周皆曰牧”者，按《尚书·舜典》云“觐四岳群牧”，又云“咨十有二牧“，是虞称牧也。虞虽称牧，亦称伯，故《书传》云“惟元祀，巡此四岳八伯”。按《左传》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，贡金九牧”，是夏称牧也。《大宰》云“建其牧”，是周称牧也。故云“虞夏及周皆曰牧”。
○注“周礼”至“主之”。
○正义曰：“九命作伯”，《大宗伯职》文。“《春秋传》曰”以下，《春秋》隐五年公羊传文。故传云“三公者何？天子之相也。自陕而东者，周公主之。自陕而西者，召公主之，一相处乎内”是也。
千里之内曰甸。服治田，出穀税。
○甸，大荐反。千里之外曰采，九州之内地，取其美物，以当穀税。
○采，苍改反。当，丁浪反，又如字。曰流。谓九州之外也，夷狄流移，或贡或不。《禹贡》荒服之外，“三百里蛮，二百里流”。
○蛮，莫还反。
[疏]“千里”至“曰流”。
○正义曰：此一节总论畿内畿外九州治田及采取美物，并九州之外或贡或否之事，各随文解之。
○注“服治”至“穀税”。
○正义曰：定本直云“服治田，出穀税”，无甸字。知甸是服治田出穀税者，按《禹贡》“五百里曰甸服”，下又云“百里赋纳总，二百里纳铚”，及秸、粟、米之等，是甸为治田也。
○注“九州”至“穀税”。
○正义曰：经云“千里之外曰采”，谓规方千里之外，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，以殷制言之，中国方三千里，而面别去王城千五百里。今五百里以为畿内，千里之外，惟千里耳。采取美物，故言曰采。周则王畿之外，面别三千里，采取美物，则《大行人》侯服其贡祀物，甸服其贡嫔物，男服其贡器物，采服其贡服物，卫服其贡材物，要服其贡货物是也。
○注“谓九”至“里流”。
○正义曰：流谓九州之外，或贡或否，流移不定。殷则面别千五百里之外，二千五百里之内，谓之为流。周三千五百里之外，五千里之内为流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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